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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的波恩會談中，各國政府在性別平等方面進展甚微，而有證據表明女性承受著沉重的氣候負擔。

在沒有自來水的貧困家庭中，取水的責任通常落在婦女和女童身上。隨著氣候變化使水資源更加稀缺，他們不得不走得更遠，花更多的時間取水，他們的福利受到影響。

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PIK）的科學家在一項新的研究中量化了性別如何影響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體驗，發現到2050年，氣溫升高和降雨模式變化可能意味著全球女性花在取水上的時間增加了30%。

該研究的主要作者、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羅伯特·卡爾（Robert Carr）解釋了這如何導致更多的身體壓力、心理困擾和時間損失，而這些時間本可以花在教育、休閑或就業上。

“即使當人們談論性別氣候影響時，也很少有人關注時間貧困以及它如何影響人們改善生活的能力，”卡爾告訴氣候之家。

此外，該研究稱，女性失去工作時間的代價會影響經濟，預計到2050年，每個國家每年將達到數千至數億美元。

卡爾指出，支持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研究的數據直到最近才出現，是將婦女福利問題與氣候影響聯系起來的寶貴工具，隨著新數據集的出現，預計會有更多此類分析。

“但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采取行動，并在地方和國家層面實施像我們這樣的研究結果，”他補充說。

為此，像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這樣的研究必須在聯合國氣候談判的政府辦公室和談判室引起共鳴，性別活動人士將2024年視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預計各國將重申關鍵的全球倡議，以推進促進性別平等的氣候行動，并在聯合國談判的官方代表團中改善性別平衡。

氣候變化的性別影響

到目前為止，進展緩慢。在聯合國氣候進程中為實現這些目標而努力了十多年之后，隨著全球變暖的持續快速發展，更惡劣的天氣和海平面上升仍然對婦女和性別多樣化的人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

例如，由于洪水和干旱等極端天氣事件，由于對農業和其他活動的影響，女性戶主的農村家庭遭受了更高的收入損失。

在氣候災害期間和之后，童婚和暴力侵害婦女和女童的比率有所增加。研究表明，干旱引起的流離失所與印度女性農場工人的子宮切除術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與此同時，照顧責任、缺乏資金、難以獲得簽證甚至聯合國空間中的性騷擾等障礙持續存在，阻礙了婦女平等參與氣候談判。

然而，盡管緊迫性日益增加，各國政府在本月于波恩舉行的聯合國年中會議上就性別問題進行的談判進展甚微。

代表們將于2024年6月3日在波恩氣候大會上參加關于實施《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性別行動計劃以及未來在性別和氣候變化方面開展工作的研討會。（圖片：IISD/ENB – Kiara Worth）

倡導者曾希望離開這個德國城市，為聯合國的旗艦性別倡議提供一個新的、更強大的版本，即利馬性別工作計劃（LWP）。相反，討論緊張而緩慢，使本應在2025年更新的利馬性別工作計劃將于11月在阿塞拜疆舉行的COP29氣候峰會上最終確定。

女性談判代表人數沒有增加

聯合國婦女和性別選區性別工作組負責人克勞迪婭·盧比奧（Claudia Rubio）表示，利馬性別工作計劃使人們能夠更好地了解“是什么禁止婦女和其他性別進入[聯合國談判]空間”。

但是，婦女環境與發展組織（WEDO）全球政策高級負責人姆瓦納哈米西·辛加諾（Mwanahamisi Singano）在波恩的一次研討會上提醒代表們，“時間并不是彌合男女參與差距的神奇因素”，彌補這種差距的努力“在締約方會議上停滯不前甚至后退”。

根據婦女環境與發展組織的數據，女性在 COP28 政府代表團中僅占 34%，與 10 年前的比例相同。阿塞拜疆最初的COP29組委會（在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下匆忙加入女性）及其在波恩的談判代表陣容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聯合國自己對男性和女性在談判中的相對發言時間的分析表明，女性通常（盡管并非總是）發言較少，而技術和金融等主題的女性參與人數一直較低。

即使像婦女環境與發展組織的婦女代表基金這樣的項目也取得了進展，該基金已經資助了數百名婦女（主要來自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參加聯合國氣候談判。自2012年以來，婦女環境與發展組織還開辦了“夜校”，對女性進行技術語言和談判技巧培訓。

國家自主貢獻中的性別問題

專家表示，在聯合國談判中增加決策者的性別多樣性本身就很重要，但不一定能轉化為更能促進性別平等的氣候政策。他們指出，并非所有女性談判代表都了解性別與氣候的關系。

但是，根據婦女參與共同未來（WECF）的宣傳和競選官員麗貝卡·赫維爾曼斯（Rebecca Heuvelmans）的說法，建立一個促進對性別敏感的氣候行動的國際框架也“促進了國家層面的政治意愿”。

代表們在2024年6月4日的波恩氣候大會上聽取關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性別行動計劃的討論。（圖片：IISD/ENB – Kiara Worth）

官方國家性別與氣候變化聯絡員的數量有所增加，從2017年聯合國氣候談判首次通過《性別行動計劃》時的38個增加到今天的110個國家的140個。雖然這些聯絡員的確切作用取決于各國的需要，但倡導者表示，它們在推動國家性別優先事項的行動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到目前為止，至少有23個國家制定了國家性別和氣候變化行動計劃，自2016年最早的承諾以來，提交給聯合國的國家自主貢獻（即NDC）中對性別的提及有所增加。根據聯合國對這些計劃的審查，現在大約有五分之四包括了與性別有關的信息。

在實踐中，這包括將性別多樣化納入國家氣候計劃的制定，以及專門解決氣候變化和性別交叉問題的立法。

例如，包括塞拉利昂和約旦在內的九個國家已承諾解決氣候變化背景下日益嚴重的性別暴力問題。南蘇丹承認，高溫暴露和營養不良會增加嬰兒和孕產婦的死亡率，而科特迪瓦則認識到氣候變化會增加孕婦和更年期婦女的風險。

盡管如此，根據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和倫敦瑪麗女王大學2023年的一份報告，只有三分之一的國家將獲得性、孕產婦和新生兒健康服務納入其氣候承諾，這表明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明年，各國將提交更新的國家自主貢獻，活動人士認為這是更深入地嵌入性別平等的重要機會，包括讓婦女和女童參與其規劃和實施，并收集按性別和性別分類的數據，以幫助制定政策。

  貫穿各領域的問題

在 COP29 之前，性別倡導者正在推動一項更強有力的工作計劃，圍繞交叉性使用新語言——承認性別與種族、階級和土著等身份的其他部分相互作用，以建立重疊的區別對待制度。

聯合國人口基金氣候行動技術負責人安吉拉·巴斯基耶里（Angela Baschieri）表示，聯合國氣候進程中的性別承諾必須更加雄心勃勃，并包括各國解決性別不平等問題的可操作目標。

除了性別談判本身之外，婦女和性別支持者還希望促進性別與其他工作領域的融合。

“無論你是在談論綠色氫能、氣候融資還是低碳交通，總會落在性別層面，”婦女參與共同未來國際的執行董事薩沙·加比森（Sascha Gabizon）說，這是一個致力于環境問題的女權主義團體網絡。

“我們現在有太多證據表明，如果氣候政策不能促進性別變革，它們就不會那么有效，”她補充道。

（黛西·克拉格（Daisy Clague）報道; 梅根·羅琳（Megan Rowling）編輯）

本文于2024年6月28日發布于氣候之家新聞網站，作者黛西·克拉格（Daisy Clague），中國綠色碳匯基金會進行翻譯。